裁判文书网“保住了”？背后的博弈是什么
来源丨赤焰新闻
转自丨烟语法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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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裁判文书网的“去留”问题，终于尘埃落定。1月14日，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表示，最高法院要求加大裁判文书上网力度，具有法治引领、教育、警示作用的文书，都应当上网；最高人民法院、高级人民法院的文书，要更多地上网；上网文书数量应当保持相当规模，并应当覆盖各审判领域、多种案件类型。
他同时表示，同时加大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力度，更优更实为司法审判优质高效服务，为社会公众学法、专家学者科研、律师办案服务。
最近一个多月来，裁判文书网的存续，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。
中国裁判文书网是最高法于2013年建立的全国法院统一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，也是司法公开三大平台之一。
2013年7月1日，中国裁判文书网正式上线，集中公布了第一批50个生效裁判文书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好评。同年11月最高法发布规定：2014年1月1日起，除四种特殊情形外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均应当在互联网公布。2015年6月底起，全国31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三级法院，已全部实现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公布，即案件类型全覆盖、法院全覆盖。
经过10年扩容，中国裁判文书网累计公开裁判文书1.3亿余篇，不仅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裁判文书库，也被视为中国司法改革和司法公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之一。
然而，近一个多月来，裁判文书网却传出“烂尾”的质疑，甚至有官方声音闪烁其间。
首先，在2023年12月，媒体报道称，有文件显示最高法拟于2024年1月上线运行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，仅支持全国法院干警在内部专网查询检索裁判文书；同时也在同步筹建“人民法院案例库”，供各级法院、广大法官使用，并适时、以适当方式对外公开，供社会公众使用。
报道同时称，从2023年8月开始，各地法院已开始要求判决文书原则上不公开不上网，之前在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判决书等也开始大量下线。
传闻数日后，最高法于去年12月22日首次明确回应：自2021年以来，优化裁判文书公开机制的工作一直在有序开展，但从未“叫停”过文书上网。未来裁判文书公开将形成“两库一网”格局。其中，裁判文书网和人民法院案例库对外公开，而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仅供法院系统内部用于司法大数据分析。
但该答问文章中同时称，案例库“要向包括专家学者、律师、当事人等在内的社会公众开放”。这一表述，对于最广泛的“普通人”，并未提及。
该答问还特别强调：“公开”与“公布”不能划等号，司法公开并不意味着所有司法信息都要在互联网上发布。这也让今后公布裁判文书的数量多寡，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。
上述两个信息，也成为首次回应留下的争议点。公众不免担忧，即使网站保住，司法文书公开力度将被“打折扣”。
那么，在裁判文书公开长达十年，已经取得巨大社会效益的现状下，为何官方流露出争议性表述、甚至传出“叫停”之声？
不言而喻，倘若文书公开程度“打折扣”，必然有部分“获益群体”从中推动。
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司法部法规规章备案审查专家委员会委员何海波此前表示，之所以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现在并不受所有人欢迎，是因为现今的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在利益设计上，并不是所有人均可从中获益。
何海波分析说，站在法官的角度，将裁判文书上传是司法工作之外的额外工作，一些裁判文书中的微小瑕疵可能被公众无限放大，此外，对于哪些文书可以公开，也存在责任不明的问题；对于当事人，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，无论是官司打赢了还是打输了，都有相当比例不愿意公开；此外，国家安全、社会稳定和政府形象需要充分维护，但目前对于维护的尺度在哪，边界不明晰，这也会给裁判文书公开带来不可测的压力。
就何海波的分析而言，倘若只是法官工作量、当事人隐私两项原因，则不难解决：对于前者，增加一点人手，分担简易上传的工作，从取得的社会效益而言，明显是值得的；当事人隐私问题，则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。
而更根本的问题则是：试想，将法官的工作成果，公布在互联网的“众目睽睽”之下，受到大众的监督，谁敢草率怠慢？
将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之后，司法权完全在阳光下运行，法官等人员暗箱操作、权力寻租的腐败空间，大幅度缩小。另一方面，对法官审理案件的专业水平，也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曾有法官接受采访时坦陈，面对疑难复杂的案件，他在书写裁判文书时反复推敲，说理清楚透彻，力争做到“辨法析理、胜败皆明”。
可想而知，这才是裁判文书网何去何从，背后的真正博弈。
综上所述，公开判决书是保障公民知情权、监督司法活动和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手段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坚持裁判文书的公开原则，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障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。
同时，我们也应该加强司法制度建设，提高司法公信力，让公众更加信任和尊重司法制度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。